宋文洲 日本经营之神为何救不了自己?
宋文洲 日本经营之神为何救不了自己?
巨头在成功，也会有失意之时。对一个企业来说，学习成功者的现代管理经营固然重要，但是不能过于迷恋，只有勇敢地在实践和承担中，才可能找到成功之道。
巨头也有失意的时候。去年，松下狂亏7000亿日元，索尼靠变卖资产“打造利润”。本田汽车和京瓷尽管未遇危机，但已泯然众企矣，这4家企业的创始人就是全球尽知的日本四大“经营之神”。然而，董事长从不著书立传的丰田汽车，却创出了1.3万亿日元的利润。
按理说，经营之神们的著述和理论，首先应该在他们言传身教过的部下中产生效果的，那为什么他们自己的企业会变成这个样子呢?
“阿米巴”是什么?
稻盛和夫是四大经营之神中唯一还健在的。他现在仍然每次都参加京瓷的董事会，在日本企业界，也很少有人知道京瓷现任CEO名字和业绩。稻盛和夫亲口教了几十年，亲手带了几十年的学生们，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?
稻盛和夫在中国拥有众多拥趸，据说比在日本还多，实际上这是中国商业机构炒作的结果，也是国人喜欢跟风的结果。我和稻盛和夫交往已久，从未想过要看看他的书，因为知道他说的那些东西已经很“古老”了。
阿米巴是稻盛和夫经营理念的代表，实际上是对中小企业的一种精细管理的摸索。在百业待兴、机会云涌的经济高速发展期，对那些管理人才不足的中小企业来说，阿米巴可以一试。现代经营有一句话叫“You Get What You Measured”，也就是说你要得到什么，你就必须衡量什么。阿米巴实际上是一种对项目效益简易快速的测量手段。
测量的单位越小，越能精确地看到每个单位的效率，越能让每个人确切知道自己的绩效，感受到责任的压力。还有，测量单位越小，知道结果就越快，一线的问题就越容易被快速发现，不至于造成致命伤。实际上这种做法在丰田被称为“行灯方式”，也是一种把生产线分切成小段，在每段上安装一个灯泡，当生产质量发生问题时，就把那一段生产线的灯泡点亮，让有关专家或负责人马上赶往出事地点，及时应对。
后来人们又把这种快速反映问题、细化问题的手法，统称为“可视化经营”。
我(宋文洲)并不是想说稻盛和夫的阿米巴不对，只是想说那只是科学管理的一个侧面，是他在年轻时，根据他所处的时代和自身条件，总结出来的一个科学方法。这个方法实际上属于更大的理论范畴的一部分，但稻盛和夫并不知道这些，也没有必要知道，他只要在他的那个时代里领先别人就可以取胜。
但是，稻盛和夫却把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和永远先进的原理推荐给读者，这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不是理论家，他只知道自己怎么做就足够了。他的阿米巴是他自己的阿米巴，他没有必要为别人，更没有义务为下一代人思考科学经营。
天天拼命“活着”
日本曾有很多经营之神。从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到索尼的盛田昭夫;从本田汽车的本田宗一郎到京瓷的稻盛和夫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国内读者不知道的经营之神。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，这些经营之神的公司目前都不被看好。
我从来都不会忘记我和丰田总裁、现任董事长张富士夫会餐时的谈话。我问他丰田汽车强大的原因时，他却认真地说：“希望你能帮我们总结一下，因为我一直都在这里工作，做的都是些应该做的事情，不知道和别人有何不同。”
张富士夫之所以和我相识，是因为他向丰田汽车分管销售的董事们分发我的处女作《改进日本的销售》，我在那本书里批评日本的销售业务不进行可视化管理，搞精神至上主义，拉低了企业的利润水平。
在经营规模和质量上早已超越索尼和松下的丰田汽车总裁，竟然阅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宋文洲的书，并向其董事们推荐，而且在电视上向读者公开推荐。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丰田汽车的可贵之处，他们看的不是知名度，看的是事物的本质，听的是语言里的内容。
丰田汽车里没有经营之神，只有科学，只有虚心，只有认真求实的企业文化。
一个企业家，他之所以成功，那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结果。经营方法只是他成功原因的一部分，而为人更是他成功的一小部分。我们在憧憬成功企业家时，千万不要忘了他们都是凡人，都是时代和市场的产物。
稻盛和夫之所以成为稻盛和夫，不是因为他说的“阿米巴”，也不是因为他说的“活法”，而是因为他不断思考“细节”，年过八十还每天拼命地“活着”。这也是所有伟大企业家的共同点。
不要盲信炒作
搞企业管理的人，有很多烦恼，对此我深有体会。尤其是在周围没有人可以请教的情况下，即使有人请教，也不一定值得相信。所以，管理者学些现代经营手法，参考些国外企业家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。
但是，人们经常犯一个错误，那就是越成功的人，越知名的人，他的话就越值得信。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炒股时那么容易被所谓巴菲特的理论给忽悠了。说实在的，如果巴菲特和我们的散户处于一样的条件之下的话，他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收益率。巴菲特真正的强项是别人做不到的，也是他不愿向外界公布的。
那么巴菲特说谎了吗?那也没有。巴菲特还算是有良心的人了，起码他没有著书立传、自己把自己奉为股神，他只是不说而已。
但是，一个活人，通过自己的著述和讲课，将自己的经营之道到处传播，甚至远远偏离了经营，讲到哲学和做人等方面，那就有点不自然了。
我(宋文洲)之所以能在日本创业并用8年时间实现上市，做到一般土生土长的日本青年都难做到的事情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很早就发现了日本著名企业家的谬论，发现了他们那些著述里的高调和虚伪。
经营者没有必要为人师表，这不可能也没必要，我们必须承认职员和部下的人格，并承认在人格方面，他们可以远远高于我们。我认识很多日本企业创始人，也认识很多中国企业的创始人，他们都很成功，但有一点我不得不告诉你：他们都不伟大，都很平凡，只是苦难磨炼了他们，让他们的胸怀比别人更宽广。
如果一个人不去磨炼自己，你读的书越多包袱也就越多。如果你勇敢地实践和承担，你就会遇到在许多书上找不到答案的烦恼和痛苦，那时你自然会发现，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话，往往不是来自名人之口，尤其不是来自商业机构热心推荐的那些书里。
理财巨亏苦主宋文洲：渣打银行侵占450万元余值
现年49岁的宋文洲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沉稳、成熟和干练。2000年底，宋文洲创立的日本软脑集团在东京证券市场创业板上市，2005年又在主板上市。此后，他出让了自己公司30%的股份，获得了几亿美元的现金，多数都存入国内的。这笔财富也引发了宋文洲与渣打银行的此番宿怨。
四年前，当渣打银行客户经理西装革履、怀抱鲜花走进宋文洲的家时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场看似温馨的“约会”，会将他拖入理财产品巨亏5300万元的泥沼。更让他至今耿耿于怀的是，虽然赢了官司，渣打银行仍将450万元余值占为己有，而这也让他无法沉默。
商报：当初您是怎么接触到渣打银行理财产品的?在本案涉及的两款巨亏产品之前，您是否和渣打银行有过业务往来?
宋文洲：在此之前，我并未在渣打银行办理过任何业务。当时我的大部分资金都存在中国银行，与当时中行的客户经理张伟(化名)很熟悉，也成为了朋友。2008年前后，张伟跳槽到渣打银行支行。2008年2月的一天，张伟带着另一名渣打银行经理到我家里来拜访我，说是拜访，其实就是推销产品。由于我和张伟此前的合作很愉快，也是朋友关系，所以很信任他，也因为渣打银行在国际上知名的口碑、品牌形象，我拿出1亿元人民币购买了该行四款产品。
商报：这四款产品是否都发生了违约?能否详细介绍损失金额?
宋文洲：我当时的总投资金额是1亿元，购买了渣打银行四款产品，但该行出现违约的是其中的两款产品，分别是渣打银行“聚通天下”代客境外理财系列的股票挂钩可转换结构型投资产品QDSN08012E(A)和QDSN08012E(B)。当时投资这两款花费了6400万元，到2011年7月法院终审宣判时，由于渣打银行违约给我带来的亏损金额是5300万元，但产品是在2009年9月才结束运作，结束时这两款产品的余值是450万元。
商报：QDSN08012E(A)和QDSN08012E(B)这两款产品的设计要素您是否了解?
宋文洲：这两款产品是投资于欧美股市，需挂钩4只银行股票。2008年初欧美股市还算不错，渣打银行让我选择挂钩的股票，我就选了花旗集团、美国国际集团、高盛和摩根大通。而且我当时明确向客户经理表示，这笔投资只想短期运作，客户经理也多次向我承诺产品随时可以赎回，产品说明书中也没有不可以赎回的字眼。
商报：您常年在东京工作，那当时您与渣打银行的理财合同是怎样签订的?
宋文洲：2008年2月23日，我与渣打银行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录音签订的合同，在签订的过程中客户经理也向我表示产品是随时可以赎回的。合同签立的录音原版保存在了渣打银行，该行并未把录音备份发给我，甚至连产品说明书都是在签约之后才电邮给我的。
商报：您是如何发现产品亏损的?是否及时申请赎回产品?
宋文洲：合同签订以后，我就随时关注着自己理财产品挂钩的几只股票的运行情况，产品成立后不久，我就感觉欧美股市要有大风浪，自2008年4月起，我就多次打电话给我的客户经理表示了自己想赎回的意愿。当时他们以产品还在赚钱为由，建议我不要赎回。当年5月，我需要用钱，就向渣打银行发送邮件，要求赎回，银行依旧让我再等等。6月当我意识到欧美资本市场的危机，挂钩的股票已经开始大跌，强烈要求赎回时，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却告诉我该理财产品自2008年3月19日至2009年9月21日期间不可赎回，不同意我的赎回请求。
商报：您有没有尝试向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的上级领导反映过“产品不能赎回”这一问题?
宋文洲：尝试过，但他们领导的态度很反常，并且出尔反尔。从2008年4月至6月，我多次与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试图交涉但无果，就通过一次回京出差的机会联系了该行华北区负责人顾某，当时我直接问的他QDSN08012E(A)和QDSN08012E(B)能否赎回，当时他还非常肯定地表示，知道这两款产品，可以随时赎回。我向他讲述完事情经过后，他说要和中关村支行了解情况，当天晚上答复我。
那天晚上我等了很久，顾某都没有给我回信，我就主动致电询问他，没想到才几个小时的时间，他的说法就全变了，说是“银行领导对这件事情很重视，经过研究分析发现，这款产品是不可以赎回的”。到后来，我再给他打电话，他就不再理我了，一直让客户经理搪塞我。这时，产品的亏损已经越来越严重，我只能将渣打银行告到海淀区人民法院。
商报：在产品运行期间，渣打银行是否主动提供过产品净值和产品运行报告?
宋文洲：没有，这也是让我很不满的一点。产品的净值、亏损幅度，都是我主动给银行打电话获得的，银行从来没主动提供过这些资料。
商报：因理财产品亏损走上法律诉讼道路的客户不在少数，但多以败诉告终，您是如何赢得官司的?
宋文洲：2008年9月开始打官司，到去年7月终审宣判，我花了三年时间收集证据，期间咨询了很多律师、金融界专家，特别是国内外一些熟悉外资银行业务的律师团，这些咨询、诉讼等费用共花去了1200万元，耗费的心力更是无法计算。该行的律师更是肆无忌惮地对我说，尽管去告，这么多官司，渣打从来没有输过。
与银行相比，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。在庭审过程中，渣打银行始终拒绝向法院提交录音合同。由于证据不足，我没有赢得一审判决。
第二次上诉之前，我向渣打银行表示，时隔太久，记不清当时录音合同的内容了，希望渣打银行提供录音备份。该行称，录音内容涉及商业机密，不能提供备份，只允许我到银行去听。当时我人在国外，就委托我的妹妹代替我去银行听录音合同，她当时偷偷携带了录音笔，把录音内容记录了下来，电话里客户经理向我介绍产品随时可以赎回的语句很清晰，这也成为了我后来胜诉的关键证据。而且，我原来的客户经理张伟当时已经离开了渣打银行，在我的请求下，他同意出庭作证，证明了录音合同的真实性。2009年7月，法院判定渣打银行违约，并赔偿我5300万元的亏损。
商报：按理说，官司已经结束，渣打银行也已赔付5300万元的款项，但您为何将此事公之于众?
宋文洲：前面我提到，在打官司期间，这两款产品还没有结束运作，直到产品结束运作后，还剩450万元的余值，今年3月末，我急用钱，所以向渣打银行表示想提出450万元的余值，结果被告知合同已经终止，余值应该是归属渣打银行所有。这理财余值本来就是属于本金的，明明应该姓“宋”，怎么改姓“渣”了?侵占客户理财款，这是不容置疑的违法行为，难道银行赚不够还要抢吗?
商报：您是否打算继续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?
宋文洲：暂时还没有，过去三年多的官司真的是耗费心力，其实现在我站出来不单单就渣打银行对我的所作所为而声讨，重要的是银行的态度让客户伤心，在还没有和他们打官司前，客户就是上帝，过节送花、邀请去各地旅游等等。如今，我还有两款产品、至少2000万元的资金在渣打银行运作，但这时银行已视我为“敌人”。自今年4月19日起，我先后三次向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林清德致信，想要个说法，但银行根本没理睬我。
在采访中，宋文洲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说道，并不是在意那450万元余值，只是想要个说法。针对宋文洲的要求，渣打银行又作何回应呢?记者就此事多次联系了渣打银行。银行方面表示，本案理财产品是银行按照宋先生要求专门定制的，其本人参与了产品设计的全过程。本案理财产品的合同从未约定在A阶段可以赎回。银行已依法如期、完全地履行了生效判决，不存在宋先生所述的藐视法院判决的情形。对所谓余值的主张，已超越了生效判决内容，于法无据。
渣打银行称，遵守本地监管机构及法律的要求一直是渣打银行的首要目标。非常重视在中国法规及政策的框架下，尊重客户的合法权益，公平公正地处理每位客户所反映的问题。该行曾邀请宋先生见面，希望与他讨论厘清问题，但可惜被宋先生拒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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